熙熙攘攘的上海汉口路上，坐落着这样一栋建筑：坐北朝南，“工”字形布局，中部8层，前后5层，外墙面贴黄色面砖，这栋建于1934年的大楼曾是远东最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如今，这栋大楼早已被当作办公场地使用，但依然保留了原来的花格铜门，路过这里时，仍能见到当年留下的斑驳痕迹。曾经聚集的银元贩子、遍布的电话、密集 的交易……作为金银外币买卖场所，这栋大楼见证了上海解放初期金融战役的胜利，也见证了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的风风雨雨。

上海证券大楼旧景

“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全国解放已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要解放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对新中国经济的意义尤为重大。“进城”之后要“赶考”——答好经济、民生考卷，而上海，则是最难的一张卷子。

1930年，上海外滩建筑群

面对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的环境，共产党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迎难而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打击银元投机，建立人民币信用体系，克服粮荒、煤荒，最终使得上海经济恢复正常秩序，为之后党接管其他大城市和调控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

人民币初入之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然而彼时的上海千疮百孔：农业减产、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不聊生。

抗战结束后，物价飞涨，货币贬 值，市民提着成捆纸币买东西

作家王鼎钧曾在书中如此形容当时的上海：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

更有民谣唱道：“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系团雪，攥会就化掉。”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国统区人民深受通货膨胀之苦。在此背景下，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否尽快度过，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各方都在关注共产党的应对举措，国内外舆论中甚至还存在着一种声音，即“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上海市民阅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党在接管上海后第一时间就拟定和出台了相关政策。”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副主任何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先是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称“上海市军管会”) 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下称《规定》)， 要求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同时，《规定》还明确第一次比价为1元人民币折金圆券10万元。

紧接着，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金字第一号训令”，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上海市军管会还颁布由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分别署名的布告，严禁伪造解放区各种货币。

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的“金字第一号训令”，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

到了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公营事业收款一律用我人民币的通告》。这被视为新生人民政府动用政权力量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造势开道之举。次日，又由华东军区公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

一系列举措下，人民币逐步进入上海市场，百姓纷纷前往兑换点把金圆券换成人民币。何品对记者表示：“几乎在一星期之内就完成了人民币的兑换，有资料说，当时是用了不到4亿人民币来兑换。”

然而，由于此前深受金圆券贬值之苦，百姓并不相信纸币，而相信黄金和银元这些硬通货。比如，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仿效；另外，银元贩子遍布各大街道。

上海大世界

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铺的黑市去兑换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回到了人民银行。

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银元充当着本位币。尽管上海市军管会明令严禁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但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周，人民币仍敌不过银元，无法挤进市场。投机资本家正利用百姓担心纸币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

扑灭银元市场

人民币受阻之下，打击银元迫在眉睫。事实上，银元在上海交易的历史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是世界上白银储积量最多的地方，约达4亿盎司。但解放初期，银元投机风潮扰乱了原有的市场。

6月2日以后的一周里，银元价格从人民币660元涨到了1800余元；黄金每两从39100元涨到了110000元，进而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里，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出于对纸币贬值的担忧，百姓争相兑换银元。上海《大公报》的一则消息描述了当时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早4时到9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银元肆行势必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无法树立人民币的信用，危害到工商业。为此，1949年6月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下称“华东财委”)决定对上海银元采取坚决斗争，拟通过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 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1949年6月15日，《解放日报》关于举办折实储蓄的报道

华东财委在其拟定的《华东财委打击银元的办法》(下称《办法》) 中提到：“上海解放后，金圆券基本上已打垮并已肃清，银元成为我们货币斗争上主要敌人，目前上海市场上银元是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只是辅币。市上流通的人民币，总额不会超过20亿，但由于它不是唯一流通的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完全浮在市上。”

《办法》还称：“近日来银元暴涨一倍，形成以人民币不能买到整批的货物，这样严重的影响生产恢复和市场繁荣，产业家和中小市民，都对银元投机者不满。因此我们决定对银元采取彻底打击的方针，完全放弃中小城市过去所实行的银元市场管理的办法。”

一家从事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被查封

6月5日，上海市委拟定《上海市委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办法》，多途径打击银元。何品表示，6月6日，有关部门在上海一个城区抛出了1万银元，用以稳定市场，然而抛出去的银元却被投机商们悉数吃进。不仅没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反而助长了投机之风。

抛售银元未奏效，短短几天内，银元价格更是一日数变，到了6月8日，已涨到了2000元以上，各种交易受到严重影响。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对此，上海市委决定采取以政治打击为主的方法来取缔银元的流动，部署了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行动。何品对记者说：“为什么要查封上海证券大楼？这是因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后，上海证券大楼就成了银元投机的大本营，这里每天聚集着几千人，进行投机活动。”

上海证券大楼，位于汉口路422号，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建筑群中十分亮眼。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设在这里。而在上海解放后，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随后一批投机奸商利用证券大楼作为投机活动的总指挥部，操纵金银外币的比价与买卖，肆无忌惮地进行银元投机。

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以命令方式发布，并自即日起实施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三条提到，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同日，查封行动开始，拘捕了严重违法投机者200余人，沉重打击了破坏上海金融市场的非法活动。

时任华东军区司令部警卫旅政委的铁瑛回忆了当时抓捕的细节：6月10日上午9时，上海市警卫旅到达证券大楼，迅即封闭所有门道，禁止人员进出，控制楼内证券经纪人行动。与此同时，由上海市军管会指派的一部分专业人员进入大楼清点核查，突如其来的冲击使大楼中的人们惊恐万状。对此，上海市警卫旅预先抽调了一部分旅机关干部随部队进入大楼，及时进行宣传，交代政策，稳定多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1949年6月10日，上海军管会查封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据当时报载，当天在证券大楼进行非法交易者达千余人，交易的主要有银元、铜元、黄金、美钞。其中情节较轻的300余人无条件释放，财物发还。同时将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的238人扣押。

通过此次行动，银元投机势力被大大削弱，当日，银元价格下跌七八百元，由2000元跌至1200元，由此，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得到确立，上海物价也获得了暂时稳定。

多措并举稳物价

然而，“银元之战”之后，投机之风再起。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港口遭封锁，受挫的投机资本家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物价，“两白一黑”市价暴涨。到6月底，物价重回6月初的水平，且上涨势头不减。

旧上海街景

据1949年6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投机奸商窜扰市场以后，昨天的物价仍被哄高，北市场的米价忽然高过南市，此说明奸商在呼应捣乱。面粉市场中，奸商将粮食公司抛出的面粉把持不放，企图囤积居奇，造成粉价趋涨，纱布市场亦然。昨天的米市，实际上要买进的人已经没有前天那么多，可是奸商们却仍不肯放手，还在竭力扳高，结果又被他们抬高半成至一成。面粉仍在上涨，粮食公司虽然抛出很多，但一般奸商仍借口各物都涨而扳持不放。

为了打击投机行为，上海市政府决定抛售物资，稳定市场。1949年7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对上海的困难进行认真分析，他指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此次会议达成共识，统一全国经济力量支援上海。而上海粮价刚稍有稳定，物价上涨风波又蔓延到了华中、西北等地，进而出现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的情况。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与投机资本家进行一场“米棉之战”。

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国家手中掌握着多少市场物资。当时主要采取了两项有力措施，一是加紧物资调运，将粮食、纱布、煤炭等调集于重点地区；二是尽量设法紧缩通货，统一现金管理。

多方部署下，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直至1949年12月10日，这次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涨价幅度大的物价风潮才被平息了下去。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

此次“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投机势力，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 认为其“不下于淮海战役”。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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