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州回陇已经好几天了，但我的心一直停留在邓州度过的几天的情景中。那几天太丰富，太厚重，以致难以理清。大脑就像我孱弱的胃，吃进了大量的牛排，一时难以消化，需要慢慢思索和咀嚼。

回想十几年前上学时伏俊琏师在上古典文献学时应用北宋张横渠四句来激励我们作为学者（“古之学者必有师”之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就倍感振奋与自豪。岁月流逝，当时上课的很多内容已经忘记，唯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却深深的刻在脑海里。毕业之后，便以学通古今的理想信心满怀地投入到各种学习中。在学习中，也因小小的收获而自豪，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困惑和不解。所以很多学习都不了了之。十多年过去，同行们已经盆丰钵满，而我一无所有，除了十多年的彷徨不安。或者像堂吉诃德，只在学术的城堡前张牙舞爪，最终却遍体鳞伤，只能在残阳夕照里，牵着瘦马走向远方。

冷静下来，思索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碰壁的原因。是太相信自己的自学能力。近现代史上的确有很多自学成才的大家，但他们都有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而这些自己全无。天资愚钝，学养不足，又自由懒散，故殊难有结果。

痛定思痛，学业无成效，全靠自学是不行的，必须有老师的指点。于是毅然决然的考研。但两次考研并不遂人愿。

考研失败也就意味着拜师学习的门关闭了。于是失意落魄，不知所措。

今年六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红楼梦学刊》微信公众号上看到邓州红学会发布的举办第四届贾宝玉读书比赛的通知。于是欣然报名参赛。并不是自己对于《红楼梦》、贾宝玉有多深的理解和研究，而是想借此机会结识红学专家和朋友；再就是，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邓州又处中原腹地，其文化底蕴自不待言。就这样，一路走到邓州参赛。

如我所愿，见到了红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红楼梦学刊》主编孙伟科教授；见到了原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主编董志新少将；见到了香港红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张惠女士；见到了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红学会会长闵虹女士，顿生高山仰止之感。

见到了东北辽阳的李生战老前辈。李老前辈工学出身，却醉心于红楼，阅读红楼梦一百多遍；见到了山西的刘莉莉女士。她以农学专业基础，在红学研究上达到臻境，令人赞叹；见到了才女张媛，小小年纪，身处逆境，却泪衍红楼，这是多么大的才气和勇气。

更为幸运的是，和董志新少将同住一室。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聆听教诲。董先生是军人，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他将军人的严谨和文学的诗意融为一体，著作等身。曾和董先生彻夜长谈，他从治学思路和方法诸方面给予指导，收获颇丰。

有了这许多的收获，比赛的结果就不重要了。几天来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庆幸，上帝在关上门的同时，同时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而开窗之人就是邓州红学会郝新超秘书长和时雨飞秘书长。让我见到了这么多的良师益友。对他二人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大赛结束后郝新超秘书长又邀请大家游历邓州名胜——花州书院。此书院为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创，而且，著名的《岳阳楼记》不做于岳阳楼，而做于邓州。神往之情顿生。

那天邓州大雾。到达书院时，书院被浓雾笼罩。但不影响心情。书院为古式建筑，青砖黛瓦红门，庄重典雅。书院里桂树飘香，红梅吐蕾，音响里一直连续播放男中音《岳阳楼记》的朗诵，辽远而深沉。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王朝。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一切又都依赖于北宋皇帝重文轻武的国策。北宋打开科举之门，使得多少寒门子弟通过读书得以仕进。而这种过程就逐渐形成了北宋士人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具体的表现就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就不难理解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这种思想和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一脉相承的。

瞻仰范公塑像，思绪又回到北宋。范公是在庆历新政被中断的情形下，执掌邓州。他没有消沉，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兴学重教，善莫大焉。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担当。他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渗透在日常生活中。

于是，我豁然开朗。

难忘邓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