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将对金融机构和整体金融体系带来显著影响。本文根据相关国际机构和主要央行的研究，重点分析气候变化的风险类型及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方式，梳理相关政策应对工具，总结国际组织有关建议。
一、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自然灾害、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现象不仅影响生态环境，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综合看，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构成两类风险。一是物理风险，指极端天气（干旱、洪水、飓风等）以及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降水变化等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极端天气带来的冲击是短期到中期的，全球变暖和降水变化带来的冲击偏向中期到长期。二是转型风险，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由于突然收紧碳排放等相关政策，或出现技术革新，引发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的风险。转型风险将带来短期到长期的冲击。两类风险都将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从微观层面看，气候变化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造成影响。
一是信用风险。更高的排放标准和环保要求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导致企业利润、偿债能力下降，增加金融机构信用风险。
二是市场风险。碳排放价格上升，会导致高碳行业的股票价格下跌，给金融市场带来连锁反应，包括大量抛售碳密集型资产和随之引发流动性风险。
三是经营风险。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出现损失或金融机构营业中断，且保险机构无法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会面临损失。
四是流动性风险。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部分资产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也可能随着市场环境变化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最终引发无法估计的损失。
从宏观层面看，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将产生整体性影响。气候变化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影响集中起来，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更复杂的风险反应。
一是可能使更多资产风险溢价上升，抬升部分资产的价格。例如过去十多年来，与灾害风险挂钩的债券市场规模持续增加，风险溢价上升，但日后风险的不确定性将削弱这类风险分摊机制的效果。
二是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市场风险可能存在顺周期性。由于各类投资者的组合可能存在相似性，一旦环境风险实现导致的资产价格上升，可能会同时冲击不同金融机构，存在顺周期性，引发金融风险集中爆发。
三是气候变化风险引发的银行信贷和保险服务收缩有自我强化趋势。气候风险可能导致大量资产重新估价，银行、保险等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降低，但目前还不确定大规模环境风险是否会触发金融系统这样的反馈机制。
此外还需注意，气候风险可能通过影响主权信用评级、跨境渠道、连锁反应、不均衡影响等渠道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一是气候变化可能冲击主权信用评级，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更显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的研究表明，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不足，可能对一国财政收入等产生显著影响，导致主权信用评级降低，影响国家举债成本与举债能力，引发金融风险。此外，相较发达国家，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公共财政的冲击更明显。
二是气候风险可能通过跨境渠道影响金融稳定。环境风险发生时，资产风险溢价可能存在共振性，跨国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面临不同区域的环境风险敞口。同时，环境脆弱国家更可能受到跨境风险影响，例如非洲、拉美等地的借款国遭受环境风险时可能面临境外资本大规模撤出，影响金融市场稳定。
三是物理和转型风险导致的损失转移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当气候变化导致交易一方受损时，可能引发物理风险和转移风险造成的损失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例如若受损主体购买了责任保险，气候变化冲击就会转嫁给保险人，导致保险公司破产或陷入困境，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连锁反应。
四是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市场的影响不均，可能加剧风险。例如亚非地区新兴市场易遭受气候风险，且更难从灾难中恢复，海平面上升地区的房地产等公司价值更易受损，可能引发人员和资本无序流动，甚至地缘政治紧张等，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
二、政策应对工具
研究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供选择，除碳税、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工具外，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也能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国际上重点讨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金融政策工具有两类，即绿色量化宽松和审慎政策工具。
（一）绿色量化宽松（绿色QE）
目前讨论较多的是绿色量化宽松（Green quantitative easing），即央行在资产购买计划中增持绿色债券，或减持高碳债券，引导市场资金更多投资绿色债券。央行实行绿色QE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填补绿色投资缺口，达到推动低碳转型目的。但绿色QE设想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绿色QE是否超出了央行职能。
反对方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超出了央行的职能。德央行行长魏德曼、欧央行执行董事伊夫·默施等认为，量化宽松是临时性货币政策工具，目的是在负利率环境下提振经济。实行绿色QE可能使央行负担过重，也超出维持物价稳定的基本职能。
支持方指出，可灵活解读央行职能范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欧央行前市场操作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帕帕迪亚以及欧洲众多环保组织、智库专家等认为，央行职能也包括维护金融稳定，考虑到气候风险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央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并未超越职能范畴。
二是绿色QE是否会违背“市场中性”原则。
反对方认为，绿色QE将造成市场扭曲。德央行行长魏德曼表示，央行不应直接在资产购买中偏向绿色债券，而要坚持“市场中性”原则，避免干扰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若增持绿色债券，或将高碳企业排除在资产购买之外，不仅违背“市场中性”原则，还将扭曲市场、影响债券价格的发现机制，影响央行的合法性和独立性。
支持方则认为，当前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偏好高碳排放企业，应纠正这一倾向。研究认为，石油化工、煤电等高碳行业的企业债因评级高、发行规模大，更易纳入央行资产购买范畴，而绿色企业债规模小、评级不高，往往难以入选。欧央行购买的企业债中，有62%属于制造业和电力企业。
市场机构设想，实行绿色量化宽松主要有两种可行方案。一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评估纳入合格资产的筛选标准，有利于将更多绿色企业债和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债券纳入央行资产购买计划。二是不再购买高碳企业债，避免对市场释放错误信号。此举可能造成高碳企业债利差上升，但由于高碳企业融资渠道多样且债券融资比例低，总体影响不大。已有学者建议英格兰银行在应对疫情的资产购买中应剔除高碳企业债券。
（二）审慎政策工具
国际清算银行（BIS）、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等国际机构针对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审慎管理工具开展了研究，重点方向包括调整绿色信贷资产风险权重、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
1.调整绿色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
BIS、NGFS等提出在巴塞尔协议Ⅲ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下调整绿色信贷资产风险权重。一是运用资本充足率（CA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等流动性监管指标，在计算中调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或调高高碳资产的风险权重，达到激励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效果。二是运用逆周期资本缓冲（CCyB），即在高碳信贷业务增速较快的周期内计提银行的缓冲资本，确保当高碳信贷业务因经济低碳转型发生大规模违约时，银行有足够的资本应对损失。
实践中，暂无央行调降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一是监管要求某类资产的风险权重与资产风险挂钩，但绿色信贷的违约风险是否显著低于整体信贷违约率，还需更多数据支撑。二是除中国和欧盟外，其他国家尚未正式出台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没有对绿色信贷的范围进行界定。如果贸然降低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可能造成其他信贷资产借机“洗绿”的风险。
部分金融机构已开始探索调整自身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于2017年提出设立“绿色权重因子”，并于2019年9月正式推出，成为全球第一家调整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的银行。该行开发了一套七级绿色评级体系，根据评估结果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棕色（即高碳或污染性）资产风险权重，强化对绿色资产的配置，减少对棕色项目的资金支持。通过调整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法国外贸银行的绿色信贷风险资产将减少50%，棕色信贷的风险资产将增加24%，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有利于提升资本充足水平，并降低信贷风险。
已有部分央行采取其他宏观审慎政策支持绿色信贷发展。黎巴嫩央行根据银行绿色信贷情况设置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巴西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将环境风险纳入治理框架，并在计算资本需求时评估和说明如何覆盖环境风险敞口。孟加拉国央行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至少5%投放于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2.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BIS、NGFS等提出在巴塞尔协议Ⅲ的第二支柱“外部监管”下，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测算不同程度的气候风险对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评估气候风险对经济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利于央行提前做好准备，运用货币政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部分金融监管机构通过进行系统性气候与环境风险分析，公布分析结果，发挥对业界的引领作用。例如英格兰银行计划2021年起测试英国大型银行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能力。荷兰央行已对国内86家、资产管理总规模2.3万亿欧元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压力测试，证实低碳转型风险将使金融机构蒙受较大损失。欧央行将评估气候风险通过抵押品框架等渠道对其自身风险管理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评估银行应对气候风险的可行方法。
此外，针对微观风险，NGFS开始推广运用环境风险分析方法（ERA），为金融机构评估环境风险提供有效工具，主要包括识别风险、估测敞口、评估损失和缓释风险四步，有助于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加深对环境风险的认识。
IMF提出，各国应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着手应对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可考虑在明确绿色信贷标准的基础上，研究调降绿色信贷风险权重、激励绿色信贷投放，适当允许金融机构接受碳排放权等作为信贷抵押，同时继续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工具，为低碳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支持，并以此为政策信号，鼓励更多资金支持绿色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