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是为上游犯罪所获得的非法收入进行清洗、处置的犯罪。涉毒洗钱犯罪，在司法适用上暂无统一的条文或司法解释来厘清其具体的适用情形。因此，司法适用应准确把握洗钱犯罪保护的法益、行为类型、明知要素的认定标准，理清洗钱罪与相关罪名的逻辑关系，提高以洗钱罪为主的涉毒下游犯罪成案率。

我国历来重视禁毒工作，对涉毒犯罪一直坚持依法严惩的态度。洗钱活动助长毒品犯罪，形成恶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摧毁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才能遏制毒品犯罪的发展蔓延。目前，毒品犯罪中支付方式的网络化、分散化、多样化导致一些涉毒资、毒赃的下游犯罪未被认定为洗钱犯罪，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的效果。

从犯罪目的的角度理解，毒品犯罪也是经济犯罪的一种，是贪利型犯罪，因此从财产上制裁毒品犯罪是重要的刑法选择。明确涉毒洗钱犯罪认定的实体标准，在查处涉毒财产的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是解决涉毒资产处置难题，提升毒品犯罪财产性制裁有效性、充分性的重要内容；是加强缉毒侦查、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是摧毁贩毒集团经济基础、遏制毒品犯罪蔓延的有效举措。

厘清关系

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要求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行为方式上要求是利用金融手段使得非法所得合法化，故洗钱罪能够单独命名，并归纳到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当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原本称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罪”，为适应时代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该条款进行了修改，在行为方式上增加了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收益，将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都规定为该罪的行为对象，同时增加了单位犯罪。立法者最初的目的是想使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作为第一百九十一条的兜底条款，在不能以“洗钱罪”定罪量刑时，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实践中，洗钱罪、转移毒赃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三罪名”在打击洗钱犯罪活动中存在分工比例失衡问题。笔者认为，需要重新对法条进行优化，让立法本意得到有效发挥。

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对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行为。洗钱罪与相关犯罪之间具有法条竞合的关系，洗钱罪、转移毒赃罪都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特殊罪名，只是上游犯罪及其对象有所不同。因此，过于苛刻地要求“三罪名”之间在保护法益上的绝对划分，并不能正确解释罪名保护法益之间原本存在的交叉关系。对于洗钱罪所对标的7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资金账户”“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即可成立洗钱罪。

此外，洗钱罪第一档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档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转移毒赃罪而言，法定刑更高，而且设定有罚金刑，而转移毒赃罪未设定有罚金刑。洗钱罪比其他两罪处罚更重，因此当行为符合三罪设定的内容时，应当认定构成洗钱罪更符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

细化惩戒规则

世界上众多国家对于洗钱罪的认识多数起源于毒品犯罪，但随着时代发展，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也在填充扩大。近年来，我国各类网络犯罪的形势不容乐观，参与洗钱犯罪的人员在扩充，打击洗钱犯罪行为的有效性仍有待提升。

笔者认为，针对在不同环节参与洗钱的犯罪分子，应根据其参与洗钱的程度差异，设置不同档位的洗钱罪，即将洗钱犯罪升级为一项综合罪名，弱化“明知”概念，分别设置重型洗钱罪、轻型洗钱罪、协助洗钱罪、过失洗钱罪。同时，将上游犯罪的自洗钱行为、触碰阈值，根据轻重程度判定和区分重型洗钱罪、轻型洗钱罪；对洗钱犯罪集团人员根据其作用大小、情节轻重，判定为重型洗钱罪、协助洗钱罪；将出租、出借账户、帮助取钱等行为，判定为轻型洗钱罪、协助洗钱罪、过失洗钱罪。

完善共享机制

笔者建议，在监管及司法机关层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确保信息保密的前提下，设立共享名单，以提升对涉毒洗钱犯罪的打击精度。

共享名单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人员、涉及洗钱罪上游7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曾因上游7类犯罪被判处的人员的信息。同时，建立名单人员信息库，对监管、义务机构在日常履职中认为可能涉及上游7类犯罪人员的信息实现共享，由全国监管及义务机构共同监管。如此一来，可以方便侦查人员梳理涉案人物关系图，明确侦查方向，同时又提高了监管部门的履职效能。

正确界定洗钱罪与相关罪名，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涉毒洗钱案件的审慎办理有助于提高司法权威，保持毒品犯罪打击高压态势，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二是案件准确定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作者叶耀隆系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家榕系藤县人民检察院四级检察官助理）

内容来源：中国禁毒报

图文编辑：宋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