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

1940年代

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么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以为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换了人间“。仿佛旧中国的一切污泥浊水、腐化、堕落、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专制独裁，一切一切都随着国民党一起被赶走了。

1949年梁思成被聘为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及国歌词谱，他被聘为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在他领导下，成立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设计小组。在讨论国徽设计方案时他发表了如下意见：

(1)国徽不是一张图画，更不能像风景画。长城也好，天安门也好，中国人能画，外国人也能画。国徽主要是表示民族的传统精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国旗为主体，国旗下方有天安门，但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若如此则失去了国徽的意义。用天安门图案必须把它程式化，而绝不是风

景画。

(2)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它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但国徽必须是庄严的，最好避免用飘带，颜色也不宜太热闹庸俗，否则没有庄严。

(4)要考虑到制作，太复杂的图案在雕塑上不容易处理，过多的颜色大量制作时技术上也存在困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无法保证它制作时每次都绝对的相同。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1950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转而采用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是我国自古以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全国政协通过了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方案。

梁思成致彭真信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手稿）

1951年8月29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一致通过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碑文，对于纪念碑的设计梁思成同样强调要有民族特色。在1951年他写给彭真市长的信中，就以他对建筑工程和美学的认识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一篇极精湛的设计理论短文。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清华园

1950年代

梁思成亲属提供

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彭真任主任，梁思成、郑振铎为副主任，梁思成兼建筑组组长。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依据梁思成的方案建造的。

不被认可的梁陈方案

20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尚在欧美学习游历时就注意到欧美各大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造成城市惊人的拥挤、环境污染、城市区域素乱、交通阻塞、贫民窟滋生种种弊病。他认为当前正是我们国家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化之时。他提醒大家，“今日欧美无数市镇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由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与丑恶的形体，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应当是全国的神经中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位置，作为现代的政府机构已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时代。现代的政府是一个组织繁复，各种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总起来约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这样庞大的机构没有中心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的居民所应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将不合时代要求。

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

北京曾经是显示封建帝王威严的所在，又曾经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城苑，而现在它正生气勃勃地迎接社会主义曙光。我们怎样保护北京固有的风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新中国首都的使命?这是梁思成在1949~1953年为之奔走的课题。

梁思成认为在规划改建旧城的时候，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是决定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从平面上说是街道和广场网，从立体上说就是城市里对于城市面貌起决定性作用的旧有建筑——即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应尽量保存下来，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这样既丰富了城市的生活，也保存了古城的风貌。

他强调北京的历史价值说，北京城的“历史文物建筑”无疑比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它的整体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体现。它们是构成北京城市格式整体的一部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完整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大陈列馆。他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

他对北京的规划思想，是对北京整体环境的保护。可以说他是最早用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的特点的学者。

他与陈占祥共同拟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总体规划的设想)。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也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与北京市领导人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北京市的古建筑，尤其是对北京城墙城楼废存问题的争论。并且不断地向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由市委领导同志直接主持工作，地点设在动物园畅观楼。1955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原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撤销。梁思成虽然一直在都市规划委员会挂个名，实际上他不再具体过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工作。

梁思成常常对学生们说：“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古建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一样，对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这样来用它是不行的，将来会有问题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梁思成之所以能这样坚持古建保护的意见，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怀古”和“复古”。而是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在他的第一篇古建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古建保护法的几点重要意见：

第一，他认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古建筑保护要靠人民的认识。

第二，他认为，“古建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古建保护要立法，政府应当切实负起保护古建筑的责任来。”

第三，主持古建修葺及保护的，“尤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即古建保护工作要有训练有素的专家参与或主持。

梁思成说的这三条：宣传、立法、专家负责，在世界各国都是作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工作来做的。他的这些观点是1964年通过的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权威性规范《威尼斯宪章》的基本思想，现在已被国际文物保护界广泛接受。

梁思成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是因为他眼界开阔，很熟悉当时世界的学术潮流。在1930年关于蓟县独乐寺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教育部关于“复原”问题的争论，知道日本的有关理论和政工作情况。在1948年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英、美、法、苏、德、比、瑞典、丹麦、挪威等许多国家。人如果眼界宽，知识就丰富，思想就活跃。没有国际交流，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可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梁思成正是用世界的先进思想武装了自己，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先驱。

梁思成在古建保护方面不仅是理论上的贡献，他还先后两次编定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建筑目录》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目录中详细列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在1945年的目录中列出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在国家文物局及建设部联合举办的会议上提出了保护近现代优秀建筑的决定。而梁思成早于20世纪40年代就将徐家汇天主教堂列入了保护名单。他是我国第一个重视保护近现代建筑的学者。

批判

梁思成始终坚定地认为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他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怎样创造中国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1951~1954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但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多数大学的建筑教育基本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几乎完全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民生凋敝，根本没有盖过多少房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在现代建筑中去探索民族风格，从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因而20世纪50年代初，当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建筑师们一时纷纷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来设计新的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尽管梁思成曾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正面的成功模式可供大家借鉴，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都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从而导致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梁思成对这许许多多的仿古作品并不满意，但他认为“我们的新建筑还在创造和摸索的过程中……所以要马上就理解得很好，做出高水平的作品是很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只要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的努力或愿望…..….”“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因此他还是肯定了这种探索精神，他深信，“几年之后”，“我的真理将要胜利”。

梁思成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地坚持建筑的民族风格?这是与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分不开的。

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中国之时，也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之时，“统一”与“救亡”成为这时期思想领域的两大倾向。这种倾向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建筑中强调中国固有的民族风格，“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物之固有色彩”，也成为此时建筑界人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这也是梁思成追求的目标。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各报陆续揭发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设计中导致浪费严重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还在颐和园畅观堂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批判组共写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连清样都打好了。北京市委开了好多次讨论会，周扬同志也参加了。周扬同志有很深的美学造诣，他说：“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老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梁思成在运动之初不同意这些批判，但在他学习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后，他承认建筑界的“唯美主义”、“复古主义”的设计偏向，他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

对于“大屋顶”的批判，至今学术界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沉重又复杂的话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许现在做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各种新技术很快就会传遍全球，建筑的民族形式是否也会随着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消失呢?但是另一方面看看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法国人设计的半个球扣着的大剧院，人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想历史会做出回答。

拼命向前

梁思成虽然受到批判，但他并不气馁。经过1955~1959年的实践，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一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1959年3月建筑学会决定把总结各地重点工作经验(即十年大庆的重点工程)作为主要的内容，讨论在建筑创作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于当年6月在上海召开“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由于1955年对梁思成的批判，所以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敷衍潦草不说真话?这些他都办不到。他阐明了对传统与革新的看法，提出“新而中”的创作论点。1961年又在这一基础上写了《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除了谈到建筑的艺术特性、传统与革新等问题外，还把继承遗产概括为”“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的建筑观，那么仍旧是我在《掘匠随笔》中说的，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

1961年在梁思成登桂林叠彩山时作的游戏诗，充分表达了他这时期的心情：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营造法式》（陶本）

1925年 朱启钤旧藏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61年他决定将自己几十年研究《营造法式》的成果整理发表(包括注释及图解)。他开始了《营造法式注释》的写作，为了更多地将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他还吸收了三个年轻教师组成了研究小组。该书在1966年基本完稿。因“文革”而延误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表了上集，到2001年才在《梁思成全集》中发表了全文。

梁思成 “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 手稿

1963年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在整理《营造法式注释》的工作时他已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计划：

一、重写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

二、写一本《中国雕塑史》。他于1930年曾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这门课，但那时他还没有去过龙门、云冈等处。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他调查了大半个中国，研究了无数的雕像，去了龙门、云冈等地及四川大量的摩崖石刻，对中国的雕塑艺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美国的讲座会那么成功。因此他在1947年回国时就曾对他的挚友陈植说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可惜，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写一本有关建筑理论方面的书。他说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也不知从何下手，准备从一个一个小问题来写，最后串成全书。《拙匠随笔》就是这个计划的产物。1961年已经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周恩来总理也曾对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除已发表的他还准备写以下的内容：

怎样研究建筑史
欲神似必先形似——欲革新必先学习
考古学与建筑史的关系
形式与内容
营造法式与工程做法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标准构件与装配式建筑
小处着手
建筑中的真与假
建筑中的“省”
虚假装饰建筑的阶级性
锦上添花与画蛇添足
西而古与中而新

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胜因院12号家中

1962年

张水澄摄

1962年发表了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人民日报》也就不再刊载《拙匠随笔》。

1946~1947年梁思成正值45岁的壮年时期，但是他的学术水平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地位，按说他应当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对宋《营造法式》及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已经成熟，本应及早将它们整理成文，可悲的是1949年以后尽管给了他一大堆很高的头衔，但是过多的送往迎来，过多的社会活动，过多的思想改造运动，迫使他停滞不前。等到他觉悟过来，想拼命向前之时又逢“文化大革命”，他带走了他的智慧及未完成的学术成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要从梁思成本身来找原因的话，正如他在1968年说的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虚荣心发展了。如果问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那些污辱、鞭打与谩骂，而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毕生的做人原则说出真话。

纵观梁思成的一生，他为祖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

林洙

节选自《佛像的历史》一书。

《佛像的历史（图文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思成/著

《佛像的历史》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佛像和古代建筑的书。作者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先生虽然是一位建筑大师，但他一生热爱雕塑。《佛像的历史》此书按年代编写，从南北朝至明朝，贯穿全文的是梁思成先生对每个朝代的佛像雕塑的理解和介绍，关于佛像的技法、来源、流派、风格及特色都有比较全面的梳理，尤其详细地介绍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个大的石窟。梁先生的文笔极美，阅读起来，非常享受。《佛像的历史》在写作时，梁思成先生身处战乱之中，出于一位古建研究专家的天性，他深知战火无情，会使我国大量珍贵的泥塑、木质文物受到毁灭，所以他和妻子林徽因以及几位研究人员踏上了考察之路，赶在日军的前面去把一些古建拍摄记录下来。因为他知道，有可能这是这些古建留在人世最后的影像。书中的绝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梁先生当时所摄，保存到今日十分珍贵，更让人惋惜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古建确已经毁坏在炮火中，不复存在了，我们也只能透过梁思成的镜头和文字来领略它们的美了。

【作者简介】

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英文版)等。

林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遗孀，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陪伴梁思成走过了十一年的艰难岁月。1928年了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工作。自1973年起全力赴整理梁思成遗稿，先后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等书，另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等书。

即刻拥有——

历史 | 人文| 美学 |科普|励志

联系方式

合作电话：010-57350596

邮箱：hezuo@cyp.com.cn

（投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