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矗立着“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当年，为了保守驻地秘密，此地代号编为“振华街97号”。如今，这里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石家庄“小灰楼”

这座青灰色的两层小楼，在当地被俗称为“小灰楼”。楼前，矗立着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的全身铜像。这座地标式建筑不仅承载着民族金融业的艰辛历程，也开启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新纪元。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从在全面抗战中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到在解放战争中探索金融支持创立新政权，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砥砺前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

在这段气势磅礴的历史进程中，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族金融业怎样从战火中走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怎样的时刻应运而生？第一套人民币作为战时货币，选择在何时发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正在被一一揭开。

沐浴战火的金融脊梁

在中国银行珍藏的文物中，一封周恩来的来信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敝路军自奉命抗战以来荷蒙海外侨胞慰勉有加、热烈援助、慷慨输将予我全体指战员精神上、物质上无限之鼓励与支持。更蒙贵行代为转汇，诸费清神，钦感之。余益当加倍奋勉，为国效命以副期望……”信的落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泛黄的纸张上，字迹依然清晰。

举国抗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侨汇成为了购买战略物资用汇的最重要来源。中国银行作为枢纽渠道，利用海内外汇兑网络，积极吸收侨汇、经收捐款、募集公债，将全世界华人华侨以及全国各族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

在中国银行总行行史馆中，第 一财经记者见到了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宗良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国民政府方面、八路军方面都有通过中国银行的汇款来汇聚资金。比如，有一份比较特殊的汇款单直接由宋美龄签收，还有汇款单是汇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当时，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的负责人，负责签收。”

1939年，中国银行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14%，1941年增至46%，此后长期保持在50%左右。

“抗战期间，中国银行利用多年国际化发展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了收转海外华人救国汇款的重要通道，对整个抗战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宗良称。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记录：“敌陷厦门……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乘机取利……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与闽粤各地各城市乡村而谋求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有甚低廉。”

抗战结束后，经济面临着恢复与重建的艰巨任务，但期盼已久的和平并未到来。国民党政府伺机发动内战。在内战威胁状态下，解放区的基本财力能否支持长期战争，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军队多采取小规模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则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此前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与后者并不相符，这一问题，深刻考验着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是各自为政，想尽一切办法求得自给自足。到了1946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准备不足。解放战争的特点就是大范围的穿插。这个时候，我们的财经管理体制要由过去的高度分散，在极短时间内转为高度集中。”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当时存在着各解放区区际间的不统一和各解放区自身内部的不统一两大问题。

“比如，晋察冀解放区内部有4个分区，分区下面还有支区，财经工作都是各搞各的，彼此互不联系。各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政策不一样，财政政策不 一样，甚至度量衡都不一样；各个分区的状况也不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士兵人均年费用高达(折合)4000斤小米；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士兵人均年费用低于2400斤小米，无法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马林对记者说道。

度量衡的不统一还闹出了乌龙事件。“当时晋冀鲁豫支援给陕甘宁一批战备物资——100万担粮食。陕甘宁接收后却告诉中央，说收到的不是100万担，差得很多。差在哪儿？差在度量衡的不统一。晋冀鲁豫一担粮食等于160斤，而陕甘宁的一担粮食有300斤。”马林称。

财经统一大幕拉开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同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访问延安，并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战争最终打的是后援，打的是财经，共产党的财经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战争需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晋冀鲁豫解放区率先打响了统一财经、科学整合资源的第一枪。

1946年9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邯郸郊区的庞村召开财经会议，长达十几天。据文献记载，会议主要围绕三个互为矛盾的基本问题展开，即在八年抗战农村经济枯竭的情况下，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最低限度需要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党政军民生活待遇标准，应有多高始能维持？

董必武(左二)、南汉宸(右一)参加会议

经过充分讨论和大量的反复计算，会议最终找出了三个核心管控指标。“一是人民人均负担不能超过小米4斗至4斗2升(全区人均年收入的15%至20%)；二是养兵不能超过30万人(约占全区人口的1%至1.5%)；三是一个士兵的年费用，不能超过小米15石(约2400斤)。”马林表示。

“只有控制好这几个指标，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才能够不至于逼迫银行滥发货币。国民党政府不去想办法消减财政开支，而是一味迫使中央银行印钞票，没有精确的计算。”在全面内战开打的时候，共产党居然有一群人能够沉下心十几天，计算核心管控指标，让解放战争具备科学打法，这让马林特别感叹。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事后监督中心主任、原河北钱币博物馆馆长崔仁斌认为，那次会议较为实际地解决了中央长期关注的战时财政困难问题。从抗战时期就一再强调的精简和控制脱产人员，进而转变为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兵员待遇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机统一，这样才能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

同年10月，庞村会议提出的应对之策就呈到了中央领导的桌上。中共中央指出：“这个会议从思想上，又从实际上正确解决了财政问题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1/3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

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1947年上半年召开了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解放区货币统一和相互流通问题上，各区代表迫切要求统一。“各解放区代表坐到一起讨论财经统一、货币统一问题，形成了一个会议成果，就是各解放区的货币要相互承认。”崔仁斌称。

董必武与华北财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章程

马林说，“在保持各解放区货币币值相对稳定的前提基础上，大家用了类似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制定出了各解放区间的货币兑换比价方案。”比如，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的兑换比价为10:1；西农币(西北农民银行在陕甘宁、晋西北发行的货币)与冀南币的兑换比价为20:1。

“各解放区代表经过协商，形成了一个协议，就是1947年底之前发行解放区统一货币。”但对货币统一的节奏，中央却突然踩了刹车。“刘少奇有个意见：不要急于统一，因为我们财政不统一，各解放区的负担是不统一的，包括人口各个方面差距都比较大。”崔仁斌称。

“我们的6个解放区如同一个小欧洲，统一过程中一定要按次序。财经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先统一什么，后统一什么？刘少奇认为应先统一供给标准，再统一财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统一货币，否则必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结就在于欧盟各国财政不统一，财政不统一货币必出问题。”刘少奇在那个年代就能提出先统一财政，再统一金融，这让马林感慨万千。

统一各解放区货币、银行问题，是财经统一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一书记录了发行人民币前，各解放区货币、银行统一经历的三个阶段：一是，相邻解放区接壤地带的“货币混合流通 ”阶段；二是，南北相邻解放区的银行统一及货币固定比价、完全相互流通阶段；三是，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货币相互流通阶段。此后，六大解放区的六种货币实现了南北、东西方向的相互大流通。

三大解放区货币统一进程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实现了这一高难度的动态平衡，这是战时经济的奇观，也是货币史上的奇迹，这背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精神和智慧。”马林强调。

“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财经工作逐步统一，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华东局工委负责人张鼎丞(左一)、邓子恢 (中)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统一的银行

对于这个银行的名字，当时曾商讨过几个版本，比如，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是“解放银行”。 “当时不考虑叫中央银行，因为叫中央银行就和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完全重名了。‘联合银行’意思就是6个解放区联合成1个，‘解放银行’又跟商业银行的名字差不多，规格没上 来。”马林对记者说。

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的何松亭提议：“可否像现在群众称我们为人民政府那样叫‘中国人民银行’？”

这一提议，最后受到高度称赞，中央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既表示了银行是人民的，也不失将来成为新中国国家中央银行的规格。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刻不容缓。1948年11月初，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统一的人民币。11月上旬，董必武找南汉宸，询问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能否“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中华北街11号(现中华北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念活动

在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第一财经记者见到了原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办事处干部刘芙田，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后做过出纳、友币兑换(人民币兑解放区货币)等工作。

90岁的刘芙田感慨称，“参加工作刚两天，就赶上了人民银行成立。”刘芙田回忆说，1948年11月29日，他在石家庄晋察冀边区银行参加工作。不过，其实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已于1948年10月1日合并成华北银行。1948年12月 1日，华北银行又改制为中国人民银行。“当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还是像原来一样工作。”他是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已经成立这件事。

刘芙田当时的不知情是有原因的。那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公开挂出去。崔仁斌研究发现，由于敌机曾数次轰炸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在石家庄中华北街11号联合办公后，出于紧张的备战需要，一度迁到过平山县城南关办公。1948年10月5日，华北银行迁返回中华北街大楼原址，为保守驻地秘密，代号改编为“振华街97号”。“这说明银行的总行这样重要机关的办公地点是不公开的。一个多月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沿用了这个代号。”

人民银行成立后，便开始着手设计新中国金融体系。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开始接管官僚资本银行。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

“人民银行成立之初是单一央行概念，当初曾经有过一个‘五行一司’的初步设想，即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下面设4个专业银行：中国人民外汇银行、中国人民实业银行、中国人民储蓄银行、中国人民合作银行，另外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马林说。

不过，由于当时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等因素，这个设想并没有实现。“最后决定人民银行内部设合作部，农村金融由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内部设储蓄部，由人民银行负责储蓄业务......那时一穷二白、不得不做的选择，(让)人民银行具备了最初的大一统雏形。”在马林看来，中国人民银行6个大字的背后已不是单一的中央银行概念，而是标志着新中国金融大业的开启。

此后，一直到1978年，在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为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银行发放贷款

人民币像子弹一样射出

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确定后，人民币发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

1948年3月9日，在刘少奇致电中央的电报中有着独到的见解：“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冀察晋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人民银行新钞这一颗子弹暂时保留，到必要时才发出)。”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因恶性通胀正在走向崩溃。“国统区的物价已经比抗战前上升了150万倍。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了660万亿元的天文数字。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货币崩溃的状况，进行货币改革，改发金圆券，每1金圆券兑300万法币。”崔仁斌研究发现，国民党币改只维持了两个半月，此后物价上涨之猛，空前绝后，金圆券发行不到10个月就彻底崩溃。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下旬，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解放在即。与此同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随着战略大决战高潮的到来，发行人民银行新钞的时机也即将到来！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成立的同日发布第一号通告：本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发行伍拾圆、贰拾圆、拾圆三种面额票券。

在崔仁斌看来，人民币不是一次普通的新币发行，是为配合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发行，是将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打倒而射出的一颗子弹，正如194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是为“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战略大进军的需要而发行”。

印刷第一套人民币使用的石板印刷机复制件

人民币诞生后，首场财经战役到来了。1948年12月中下旬，北平市军管会金融处研究制定了人民币进入北平的实施方案，明确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在北平解放前，肃清市郊周围金圆券及东北券等，以澄清金融市场，平稳物价；二是入城后，集中力量肃清金圆券。

可以说，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发行面世的，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走向全国。“金圆券只是当时收兑的一种，民国时期我们的钞票太多了，说有上千种也不为过，青铜钱都在参与流通。那时候是一个完全混乱的状态，建立人民币市场非常重要。”马林称。

随着金圆券的加速贬值，人民币兑换比价不断调低。马林介绍，“北平解放，我们还在以1:3.6的比例在城外兑换，上海解放时，兑换比例就是1:100000了。老百姓那个时候巴不得蒋介石赶紧倒台，谈虎不色变，谈‘央行’(国民党中央银行)色变。”

虽然金圆券不打自倒，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对纸币的信任建立尚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对新币的发行也存在各种疑问。比如，各种地方货币是否会像“法币”一样停兑作废？新币比价提高，是否会像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加速膨胀？

“我们打的第二场战役是打银元，银元打完之后打金银，渐渐就把这些计价流通的东西肃清了，人民币独占市场。更高的招来了，我们推行了折实储蓄。”在马林看来，折实(折合实物)储蓄对稳定金融市场、安定民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钱币博物馆，史料记录了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利益，人民银行推出折实储蓄存款，选择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米、面、油、布、煤等若干品种物资的平均价格为1折实单位，凡持有人民币者可按人民银行逐日公告的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亦按折实单位牌价支付，储户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遭受损失。

人民银行推出折实储蓄存款，图为折实牌价通知单及折实储蓄存单

“用存款折合成实物，较快地恢复了老百姓对纸币的信心，老百姓积极存钱。银行有钱了，才有了我们国民经济三年的快速恢复。人民币的信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建立起来的。”马林说。

诞生于从战争走向和平的特殊历史时期，第一套人民币有着战时性、临时性、过渡性的特征，支撑了国民经济快速恢复，跨出了建立共和国货币体系的第一步，也见证了新中国金融大业的扬帆起航。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

河北钱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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